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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夫人”到“君”——《蝴蝶君》对东西方权力关系的颠覆

最近很迷尊龙


影视沙龙:

异国情恋一直是好莱坞电影所热衷的创作主题,这源自于西方世界对于神秘东方的猎奇心理。1988年3月20日,美籍华裔青年剧作家黄哲伦的戏剧《蝴蝶君》在百老汇的尤金奥尼尔剧场成功上演,并于当年获得美国戏剧托尼奖(Tony Award)的七项提名。作为“北美边缘文化”代言人之一的黄哲伦也由此成为首位荣获托尼最佳戏剧奖美誉的亚裔剧作家。随后,该剧由美国导演大卫-克罗恩伯格执导翻拍成电影,由英国影星杰瑞米-艾恩斯饰演男主角,好莱坞华裔影星尊龙反串“女”主角,影片在美国风靡一时,引起巨大反响。

这部作品的影响如此之深远,甚至在今天仍被作为众多国家英美文学系的经典教材,其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是最直接的因素。剧本《蝴蝶君》讲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冷战时期,一位男性法国驻京外交官迷恋上了一名中国京剧演员,他们热烈相爱,在一起生活了20年,还“生”下了一个孩子,可是结果他却发现“她(TA)”竟然是一个男人!这并非是作者黄哲伦的异想天开,而是有着真实的故事“本事”。剧中京剧旦角宋丽玲的原型就是时佩璞,一位集演员、间谍于一身的传奇人物,2009年6月30日在巴黎逝世,终年70岁;而剧中的高仁尼(Rene Gallimard),也实有其人,他就是伯纳德-布尔西科——曾经的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当然,把剧中人与现实对上号,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黄哲伦当初创作《蝴蝶君》的时候,仅仅凭借的是1986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对这一桩离奇的间谍谜案语焉不详的报道。所以,《蝴蝶君》不是忠于历史史实的纪实性剧本,而是黄哲伦基于一个事件蓝本的文学性再创造。



根据黄哲伦同名话剧剧本改编的电影《蝴蝶君》,以著名歌剧《蝴蝶夫人》作为颠覆戏拟的原型,解构创作而成,着力探索了民族与种族、东方与西方、性别与政治、身份与认同,乃至殖民与后殖民等等重大文化命题,并试图通过“讽刺西方对东方、男人对女人的模式化定型”打破“柔弱的东方臣服于强大的西方”这一世纪神话,揭示并批判隐藏其后的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心理。这部《蝴蝶君》,可以说兼具了学院与民间、精英与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关注热点之所在。

一、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的意象流变

提到《蝴蝶君》,熟悉西方文学艺术作品的读者一定会联想起意大利作曲家贾科姆-普契尼那部自1904年上演至今经久不衰的歌剧《蝴蝶夫人》(《MadamBut-terfly》),该歌剧主要讲述了一个东西方异族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故事:年轻貌美的日本艺伎巧巧桑坚贞不渝地爱着平凡无奇的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被他称之为“蝴蝶夫人”,不久平克顿随海军舰队返回美国,将已有身孕的蝴蝶夫人留在了日本,并向她保证等到来年知更鸟再次啼叫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到她的身边。蝴蝶夫人在翘首期盼中无怨无悔地等了三年,期间甚至拒绝了日本皇室的求婚。然而,当平克顿最终再次出现的时候,他的身边却多了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妻子。他们一起回来为的是要回蝴蝶夫人所生的孩子。最后,伤心欲绝的蝴蝶夫人拿起父亲留给她的短剑,在屏风后毅然决然地结束了她年仅18岁的美丽生命,以殉情的方式来结束了这段被她视为珍贵的“爱情”。



《蝴蝶夫人》经历过不同的创作模式(如小说、浪漫传奇剧、独幕歌剧、戏剧),对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苏丝黄的世界》到80年代的百老汇歌剧《西贡小姐》,无一不是沿用“蝴蝶夫人模式”而引起轰动——美丽温顺的东方女子爱上薄情寡义的西方男人,无怨无悔地为对方献出一切,包括生命和尊严,她们对男人的顺服忠贞超越了人之常情的合理范围。毫无疑问,《蝴蝶夫人》及其姊妹作的轰动与西方人固有的“东方主义”观念是分不开的。或者说,《蝴蝶夫人》之所以深受西方人的喜爱、追捧,是因为它吻合了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想象,让他们感到刺激、陶醉,在东方女子壮烈凄美的殉情中“松弛地升华他们的博爱情愫”。

而黄哲伦的剧本《蝴蝶君》无疑是对歌剧《蝴蝶夫人》的一次有意的模拟和颠覆。它讲述的是一个根据上个世纪60年代在法国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黄哲伦塑造了一个用西方传统思维和观念来看待东方事务的男主人公——法国领馆职员高仁尼,正像《蝴蝶夫人》中来到日本的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一样,当他来到中国后遇见并心悦于在舞台上扮演“蝴蝶夫人”的中国京剧“女”演员宋丽玲时,他以为宋丽玲就是他的“蝴蝶夫人”,并且会像那位痴情于平克顿的日本艺伎那样倾倒于自己,甚至“她(TA)”最终会因为失去自己的爱而自杀殉情。这当然是个错觉,实际上高仁尼在中国的使命是为法国政府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然而殊不知他所迷恋的“蝴蝶夫人”恰恰也是中方为获取美军在越南的行动计划而派来与他接触的间谍,而且是名“男扮女装”的间谍。

在这之后的20多年中,两人一直“深爱”着对方。当他们在法国再次相见时,高仁尼因涉嫌犯有泄露情报罪而被捕,而站在法庭上指控他的竟是自己迷恋了20多年的“蝴蝶夫人”,这时他才惊异地发现他的“她(TA)”竟然是一个男人!尽管宋丽玲辩解说自己真心爱过高仁尼,但是这种陷情人于不义的行径本身就已经是背叛。真相大白之后,高仁尼在极度震惊之中,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他为了那假蝴蝶付出半生,乃至身败名裂,却依旧执念于那虚构中的普氏东方神话,即便他的“蝴蝶迷梦”已经陨灭。最后,他画上蝴蝶的妆容,穿上华丽的和服,仪式庄重地自戕死去。



《蝴蝶君》在百老汇自上演至今既得到了美国观众如潮的好评,同时也引起了评论界激烈的争论。单从剧名上读者便一眼就能看出剧作家明显的模拟意图。在剧名《蝴蝶君》(《M.Butterfly》)中作者有意使用了一个法语的缩略语字母“M.”,法语里它既是“夫人”的缩写,也是“先生”的缩写,运用这样意思暧昧的缩写形式,至少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暗示此剧与《蝴蝶夫人》之间的联系;二是制造悬念,使读者产生疑问:为什么既不是“蝴蝶夫人(Miss Butterfly)”,也不是“蝴蝶先生(Monsieur Butterfly)”,而是一个指涉不清、性别不明的“蝴蝶君(M.Butterfly)”?(马旭《〈蝴蝶君〉与霸权话语的交锋——浅谈黄哲伦的创作心理》)

二、蝴蝶君——东方世界“男扮女装”的盛大复仇

众所周知,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讲述的是一段失败的异族婚姻关系,最终以美国水兵的背叛,和日本艺伎的殉情做结。这个故事把东方定型为美丽漂亮、温顺可人的蝴蝶夫人,她们无怨无悔地爱上残忍薄情的西方男子,她们软弱无助、注定要依靠以骑士面目出现的西方男性,并甘愿以娇美小巧的生命向她们的西方丈夫忠诚地献祭,奉上一切。整部戏中,柔弱的巧巧桑是作为整个东方世界的形象出现的,西方人在此充分发挥想象,将东西方之间的政治权利差异投射其中:在西方视野中,东方世界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卑微、驯良和没有自我的羸弱蝴蝶,它强烈地激发着西方人冲动的征服欲望,当它被暴戾的西方猎人捕捉后便用钢针刺穿了心脏,永久地作为标本留存在纸上,而西方观众则作为猎人邀请的客人,一同在展柜前欣赏这只死去蝴蝶的悲剧之美。他们沉醉于这种用生命代价换来的凄美、无力和悲凉而不可自拔,看上去充满同情,实际上内心充满不自知的、可怕的支配感和优越性(代然《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东方主义视域下东方女性形象的构建与瓦解》)。更为糟糕的是,“蝴蝶夫人”作为东方世界的象征,在权力关系上只能听凭西方支配自己的命运,就像整个东方在面对欧洲列强时的无力和贫弱一样。显而易见,《蝴蝶夫人》的故事中有着深深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痕迹,而“蝴蝶夫人”也成为了西方对东方刻板印象的文化象征符号。



而黄哲伦的《蝴蝶君》则叙述了法国领事馆职员高仁尼在中国邂逅戏曲演员宋丽玲的浪漫情事,看似雷同,实则匠心独运,另有玄机。这次的宋丽玲不再是百依百顺的东方佳人,这只蝴蝶用男扮女装的方式神秘地将自己的真实性别与身份掩藏了起来,使她(他)与原剧的“蝴蝶夫人”有了很大的变异:普契尼所表现的是一个沉默的、没有多少自己声音的蝴蝶夫人;但宋丽玲所扮演的这只蝴蝶既不柔弱也不缺乏思想,更不缺乏声音。“她”直言普氏歌剧中东方世界的女体式献祭无非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妄想。

“男人都渴求漂亮的女人,愈是其貌不扬的男人,此念愈甚”,高仁尼就是这样一个前半生不受异性青睐的男人,以至于他一度以为自己将终身与爱情绝缘。然而东方给了他希望,因为即便是百无一用的西方男人,当他到达东方之以后,作为西方殖民者中的一员,在中国人面前会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民族优越感,并不由自主地认为自己应当拥有和平克顿相同的命运——得到一只东方的蝴蝶,一个可以不顾一切地为自己献身的东方殉情者,就像普契尼那个痴狂的故事一样——“我们这些人说不上英俊、勇敢,也说不上有权有势,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自己应该像平克顿一样,也有权得到一只美丽的蝴蝶。”捕获神秘的东方蝴蝶,从心理和生理上获得空前的满足,是当时西方男人中存在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心理。

在高仁尼的想象中,中国是个古老、衰朽而又贫弱的国家,透过宋丽玲所演绎的《蝶蝴夫人》,他认为中国女子都像日本艺伎一样,处处以夫为天,心甘情愿地被虐待,在爱慕西方男子的同时又畏惧着他们。所以,当他第一次看到极具东方女性气质的宋丽玲表演《蝴蝶夫人》时,就坚信宋就是那个等待着他去征服的“驯顺的东方女子”,而且一厢情愿地将他们的关系定位在一种强权与弱势的状态上。在看完宋丽玲的演出后,高仁尼情不自禁地对身边的人说:“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只声音微弱,甚至是悄无声息的蝴蝶——但她有的是美丽、娇柔……我要把她搂进怀里——这么柔弱的小东西,我甚至能保护她,把她带回家,哄着她逗她开心,一直到她露出笑脸。”显而易见,他对宋的感情不是一种单纯的肉欲或一时的冲动,而是他对自己内心里早已浇铸好的那个由《蝴蝶夫人》衍生出的完美的东方幻象。



回到电影中,两位主人公初遇的场景里。《蝴蝶夫人》的演出谢幕后,深受表演感染的高仁尼告诉宋丽玲,她所扮演的日本女子在被她的美国情人抛弃之后自杀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而宋丽玲却回答道,他必然会爱这个故事,因为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世界理应是娴静温驯、甘愿屈从于自己西方丈夫的“蝴蝶”。此间一语道破了西方人的东方印象,而这意义却不仅关乎性别,同时也是政治的。曾提出“东方主义”的美国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说过,西方文化中一切关于亚洲的虚假和理想化的形象都只是欧美殖民者帝国主义野心的证明,而这种“虚假和理想化的形象”,都源于他们作为白人和强国的地位优越感。“东方的女子不能自已地臣服于西方男人,这是她的命”,性上的占有与政治上的占有在原有的东西方关系内部达成了同一性。然而当西方男子得到蝴蝶夫人之后,并不会严肃认真地去对待这段感情,而是只要抓住蝴蝶,便用钢针刺穿她的心脏,将她制成标本或玩物,而他自己只需扮演浪漫潇洒的收藏家或猎手的角色即可。



得到漂亮女人,归根结底是一种对男性权威的肯定。所以,高仁尼并不满足于宋丽玲所表现出来的“倾慕”,他要实践他的权威。在互生情愫后,高仁尼近乎残忍地和宋丽玲断绝了联系。两个月后,宋丽玲来信道:“我已为你献出我的羞耻”。这时高仁尼终于体会到“男人对女人绝对的权威”。实践男性权威,起初在高仁尼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一个绝对顺从的东方女子似乎强化了他的性别和种族的优势地位,使他重获自信。然而宋丽玲却点出这是帝国主义心态,蝴蝶夫人的故事在西方人看来是凄美的,在东方人看来却是耻辱的:蝴蝶虽然美丽迷人,但却极其脆弱易伤,它们一次次地繁衍再生,又一次次地被人钉在墙上当作观赏玩味的对象,成为奇妙迷人但却没有思想的玩物,是无法与广大男性甚至西方女性平等对视的“他者”(陆薇《模拟、含混与杂糅——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的后殖民解读》)。“蝴蝶夫人”式的献祭是西方人一厢情愿的幻想,正如近代的帝国主义者臆想着殖民地的人民会感念他们一样。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萨义德的观点,东方主义实质上是“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投射和宰制东方的一种愿望”。



高仁尼正是以这种典型的殖民、救赎、征服、猎奇的心态去接近宋丽玲的,而对于男扮女装的宋丽玲而言,高仁尼是“她(TA)”演艺生涯中最大的挑战,“她(TA)”将其自身特有的东方元素,如京剧、茶道、长发、长衫运用到极致,在高仁尼的面前演绎得完美无缺,不断地满足着对方的猎奇心理及东方主义心理需求,正是在这其中,宋丽玲一步步地将高仁尼引入美丽的致命陷阱。就像宋丽玲在真相大白之际的自问自答:“为什么在京剧里,要由男性来扮演旦角?……因为只有男人才知道一个女人会被异性期待成什么样子。”深谙其中道理的宋丽玲,懂得如何在高仁尼面前想尽一切地展现东方的神秘浪漫与异国情调。“她(TA)”的操纵是完美的,因为“她(TA)”太懂得一个男人想要从女人身上找寻的东西以及幻想。

宋丽玲为了获取美军在越南的军备情况和行动计划,努力使自己的表演符合高仁尼的东方主义幻想,欲擒故纵地为他的“蝴蝶迷梦”火上加油,让其神魂颠倒,以便通过其窃取各种机密情报。高仁尼被破格提升为副领使之后,不仅强化了他意识或潜意识中男人征服女人,西方征服东方的观念,而且也使他克服了从前的不稳定感。所以,当法国大使就越南局势征询他的看法时,他便以宋丽玲对自己的顺从依附为根据,十分坚定地做出了如下判断:“只要美国人表现出取胜的意志,越南人肯定乐意与他们结盟,东方人总是屈服于比他们强大的势力。”这勾勒出了他作为西方人自恃优越、可以轻而易举征服东方的傲慢与狂妄(朱晓媛《西方视域下的东方人——透视〈蝴蝶君〉的东方主义色彩》)。对此,宋丽玲则淡淡地表示,西方在与东方的一切事务中都将以失败告终。



高仁尼沉浸在自己对东方的刻板印象中,却一直没有弄清楚那只蝴蝶的真实性别与身份,直到最后自己反而变成了那只被欺骗、被玩弄了的蝴蝶。这一极端的例子有利地证实了萨义德有关“东方主义”的论断:“东方主义并不是原本就存在的事实,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事实,它是脱离了文学、艺术叙事就不复存在的幻象。”所以,《蝴蝶君》虽然借用了歌剧《蝴蝶夫人》为蓝本,但黄哲伦却在创作过程中对《蝴蝶夫人》进行了成功的人物置换,他把《蝴蝶夫人》中女主人公巧巧桑,换成了痴迷于“完美的东方女性”至死无法自拔(沉迷东方幻想)的男主人公高仁尼,从而使得原本是一段美丽的东方邂逅,最终成了落入反间谍的“情网”和“猎网”的尴尬局面。高仁尼一直幻想着自己是平克顿,他的东方情人则是蝴蝶夫人。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由于梦想的破灭,反被利用的高仁尼在绝望中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盛大的演出,如同《蝴蝶夫人》最后一幕中所演绎的那样,高仁尼一边吟唱着《蝴蝶夫人》凄美动人的旋律,一边用毛笔在自己脸上勾勒着日本艺伎的脸谱,他身着“蝴蝶夫人”的盛装和服,用东方固有的传统方式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

影片着重描绘高仁尼临终时的衣着打扮,意在指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在心理、身份、权利间的相互转换。“蝴蝶夫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东方世界与东方女性的虚构事实最终被打破,本想征服东方的高仁尼却陷入了自我拆解的漩涡中,成为了整个法兰西的笑话。正如高仁尼自己所说,“我们都是时间和空间的受害者,是时间和空间的殉葬品。”(李婷婷《蝴蝶的蜕变——试析黄哲伦笔下的〈蝴蝶君〉》)



而在影片的结尾处,高仁尼割喉自杀前的狱中独白为这种身份的颠倒作了最好的诠释:“我有一个东方幻象——身材窈窕的淑女,穿着唐装和宽大的晨衣,为了爱上卑鄙的洋鬼子而死。她们生下来就被教养成为完美的女性,她们对我们逆来顺受,无条件的爱情令她们坚强。这种幻象变为我的生命。我的错,是简单和绝对的。我爱的「男人」不值得我爱,他(她)甚至不值得我多看一眼。可是,我却将我的爱给了他(她),我全部的爱。爱情歪曲了我的判断,蒙蔽了我的双眼。此刻,我望着镜子,却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我有一个幻象,关于东方的幻象,在杏仁般的眼眸深处,仍然有女人愿意为爱一个「男人」而牺牲自己,即使那「男人」毫不值得。轰轰烈烈地死去好过庸庸碌碌地活着。因此,终于,在远离中国的监狱,我找到了他,我的名字叫高仁尼,也叫——‘蝴蝶夫人’。”

在这场悲剧性的独白中,高仁尼第一次使用“男人”来暗指宋丽玲,这清晰地意味着他的东方幻象的破灭。被爱情欺骗的他,最终意识到,自己才是蝴蝶夫人,而宋丽玲无情地糟蹋了他的感情,“她(TA)”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克顿。黄哲伦很好地运用了戏剧误会的方法,使得观众在最终有一种谜底昭然若揭的快感。



在人物性别发生反转之际,东方女子和西方男子的殉情方式发生了倒置,而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也就发生了相应的颠覆。高仁尼把自己装扮成蝴蝶夫人的模样,用妆镜割喉自尽;而宋丽玲则以俊朗男装出镜,叼着香烟,望向高仁尼的深深一瞥,嘴里意味深长地念着:“蝴蝶夫人,蝴蝶夫人……”这样,普契尼《蝴蝶夫人》中残忍薄情的西方男子在《蝴蝶君》中被一个东方男子所取代,而无怨无悔的东方艺伎却由一个对东方有着强烈幻想、最终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西方男子所担当(卢俊《黄哲伦的文化策略探析》)。

戏中身份的颠倒引出了构建于东西方关系深度思考之上的政治隐喻。这种思考首先是性别的,其次才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它与西方人对于东方的种种观念紧密相连。在西方看来,东方是女性的,神秘的、顺从的、被奴役的。但在《蝴蝶君》中,西方男人在这场关系中的失败,让故事变成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政治寓言(阿卡狄亚《浅析〈蝴蝶君〉中的东方女性形象及其背后的政治隐喻》)。

三、西方视域下东方主义幻象的破灭

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西方人所谓的“东方”与其说是某种真实的存在,还不如说是一种对“他者”的“想象性建构”,或者说是一种西方强化“自我”优越的“策略性建构”。学术界和思想界所谈论的“东方”本身就是一个虚设的领域,无论是在西方的学术著作还是在其文艺作品中,东方都被描述成无声、阴弱、卑下、非理性和落后;与之相对立,西方则是阳刚、强悍、高贵、理性和进步的化身。其目的是为了制造出西方全面优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理论依据,让西方施之于东方的罪行披上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由于东方人总体上被弱化,被女性化和异国情调化,作为种族和性别双重文化‘他者’结合的东方女性便成了西方男子特别迷恋的对象。她们柔美、温顺、忍辱负重,被视为白种男人雄健和潇洒的最好陪衬”(朱晓媛《西方视域下的东方人——透视〈蝴蝶君〉的东方主义色彩》)。



普契尼笔下的《蝴蝶夫人》就是“东方化”的产物,也是对“东方主义”观念最好的注脚。东方原本是中性词汇,然而由异国作家所描绘之下的东方却变成了柔弱的、可以被征服的形象。这一主题在《蝴蝶君》中被较为深刻地探讨,正如宋丽玲在法国审判席上那一段严厉的控诉,残酷得接近事实:“西方对东方有一种国际强奸心理。西方认为自己是具有刚阳之气的男性——坚船利炮、强盛富有;于是东方就应该是充满阴柔之气的女性——娇小纤细、羸弱贫穷……只是擅长精致的艺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是那种女性的、令西方人着迷的神秘感……她嘴上说不的时候,眼睛却在说是。西方相信,东方在内心深处渴望被征服……你们认为东方国家会屈从于你们的枪炮,东方女性也会屈从于你们的男人。”这一控诉不仅仅是对于那一场“男扮女装”式欺骗的终极解释,而更像是一场东方对西方的政治宣言,因为在西方看来,东方永远都是一个女性的受害者和被奴役的战利品。

正如萨义德曾就西方文化的本质所指出的:“西方高雅文化本质上始终如一地与帝国主义事业有着一种难分难离的关系,全面来说就是一种同谋关系,将它们取消或使之退化,帝国主义就不复存在了。”《蝴蝶君》这部创作于《蝴蝶夫人》基础之上的戏仿之作,就像充满隐喻和悖论的符号集合,表现了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的隔膜、碰撞与融合,并用各种后现代的叙事手段戏拟了殖民话语的“宏大叙事”,使代表西方高雅文化的经典作品失去了叙事的本真性和权威性,其挑战和颠覆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蝴蝶君》颠覆了《蝴蝶夫人》中东方艺伎向美国军官殉情的“东方主义”叙事。在影片中,法国外交官痴迷上美貌的中国京剧红伶,但那位旦角演员的真实身份不但是个男人还是个间谍,最后外交官因为走漏工作机密而自杀身亡。借此戳穿了东西方认知模式里的“西方男性/东方女性”的西方文化霸权与殖民谎言。



影片的寓意是深刻的,西方总以为东方应该是个尤物,她的柔弱美丽和异国情调可以任其索取赏玩,而且对方会像蝴蝶夫人那样忠贞到愚蠢地依赖和爱恋着她的西方丈夫。然而实际上呢,东方也是个男人,柔美的样子是在演戏(因为这恰恰是西方喜欢看到的并被迷惑的表象)——“既然你把我看作是女人,那我就‘装’(做)女人给你(好)看!”独立而又强悍的东方男人,有着自己的目的甚至根本是他的敌人,而西方还傻呆呆地以为自己攫取到了东方蝴蝶的痴爱,深陷在自我陶醉之中无法清醒,直到最终被利用完后无情遭弃,甚至连之前的感情也是假的。最后西方人才发现自己所看到的是自己希望的假象,自己爱上的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东方,自己才是那个被异国男人所俘获所背叛的“蝴蝶夫人”。



【附注】该文系学术资料汇编整理,参考文献见注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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